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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兴在线新闻网     2017-10-22 07:02:28     手机看新闻    我要投稿     飞信报料有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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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读通鉴论》是王夫之在阅读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时的一些感想和评论。该书凝聚了船山先生巨大的心血。王夫之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,与顾炎武、黄宗羲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。其学术风气影响于后世甚大,曾国藩评价他为:“先生皆已发之于前,与后贤若合符契。”

  不同于顾炎武、黄宗羲,王夫之以史论见长,其《宋论》《读通鉴论》在历代史论中均属上乘之作。在王夫之看来,读史有两大弊端,一是见识不高,流于街谈巷议的水准,有些人对于已有公论之事件或人物尚喋喋不休,将老生常谈之观点和看法视为独到之论,将一加一等于二等众所周知的问题视为独到之创见,所谓卑之无甚高论。二是流于机诈,将史书当成老狐狸经来读,具体表现为:“谋尚其诈,谏尚其谲,徼功而行险,干誉而违道,奖诡随为中庸,夸偷生为明哲,以挑达摇人之精爽而使浮,以机巧裂人之名义而使枉”。王夫之认为以上读史路径不但不对,且有伤于世教、民生,甚于洪水猛兽。如此理解历史,则孔子作《春秋》就不是“乱臣贼子惧”,而是“乱臣贼子喜”了,进而丧失了历史之真义。

  为区别于流俗之看法,超越于“匹夫匹妇之巷议”水准,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一书中“于大美大恶、昭然耳目、前有定论者,皆略而不赘。推其所以然之繇,辨其不尽然之实,均于善而醇疵分,均于恶而轻重别,因其时,度其势,察其心,穷其效,所繇与胡致堂诸子之有以异也。”换言之,他不甘心谈论历史流于街谈巷议的水准,而力图别识心裁。

  与此同时,王夫之对于书生之气也颇为警惕,他指出“袭《周官》之名迹,而适以成乎狄道者,宇文氏也;据《禹贡》以导河,而适以益其溃决者,李仲昌也。”《周官》《禹贡》均为实事求是之书,宇文氏、李仲昌以之经世尚且反受其咎,更何况学了一两个舶来概念,就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中的“伪士”(鲁迅语)了。因此,王夫之与那些想着“尽破天下之成规,骇万物而从其记诵之所得”(指的是那些学了一些书本上的知识,就想着削足适履、让整个天下讲究其不成熟的想法的妄人)的俗儒划清界限,认为他们的做法贻害无穷。

  “中国于各种学问中,惟史学为最发达;史学在世界各国中,惟中国为最发达”,梁启超先生如是说。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,中国史学走在了世界的前列,在很早时候就确立了史官制度,也形成了完备的史学体裁体例。国人也尤其重视从历史之中汲取有益的经验与教训。通俗历史写作在普及知识方面起到了积极意义,但也毋庸讳言,在通俗历史写作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,如存在着“伪”“诈”“俗”等问题。所谓伪,表现是野心比较大,想着用一些简单的概念来定义一个朝代,乃至于几千年的历史演变。所谓诈,过于注重挖掘权术,将历史视为“厚黑学大全”和“老狐狸经”,而对真正重要的道德和制度资源则视而不见,这样陷入功利与低俗而不自知。所谓俗,表现为言语粗鄙,在历史叙述中,缺乏对本国历史的温情和敬意。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观点,并非来源于对历史的分析,而是来自于对现实懵懵懂懂观察的附会。阅读历史材料也并没有真正丰富其知识、提高其历史见识。

  如何真正进入历史,臻于经世致用的境地,王船山先生提供了一个思路,那就是“资治”“通”“鉴”,即所谓“鉴之者明,通之也广,资之也深,人自取之,而治身治世、肆应而不穷”。所谓“资治”,是指读史不应当追求知识之广博,而应力求实践性、知行合一,读史当有实实在在的受益,相反,读书之前是什么人,读书之后仍然是什么人,读不读对于人生之境界没有提升,则不过是玩物丧志而已。同时要通达权变,不可不顾当下形势而墨守前人之经验,对于古人之所处之情境,要知人论世,根据古人之情势,代古人斟酌安慰,考虑如何兴利除弊,而不可简单地苛责古人,否则就流于“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,后人哀之而不鉴之,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”。所谓“鉴”,也不是乱看一番,而是古人有得,则思其所以得,如果环境发生变化如何得;古人有失,则思其所以失,如果环境发生变化是否仍会失。所谓“通”,就是要追求通达经世之实学,为学当贯穿君道、国是、民情、边防、臣谊、臣节、学守等各个方面,通古今之变,熟悉当朝典章制度,达则兼善天下,而当身处困境时,仍可自得其乐。

  如此则可克服“伪”“诈”“俗”等痹症,真正做到“资治通鉴”。(朱偲)


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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